美國要求中國改變保護智慧財產權、禁止強迫性技術移轉與改變國有企業補貼等項目，將影響目前中國所採行的非市場經濟體制做法；而對中國經貿採取強硬政策，更受到共和黨與民主黨兩黨的高度支持。
邁進2019年，在討論新的年度展望之際，得就2018年國際經濟情勢變動影響因素做一重點回顧。在2018年中，國際經濟發展上最重大的事件，莫過於美國對中國開啟貿易關稅調整措施，而中國也相對美國進行關稅調整的報復舉動，以至於全球金融市場籠罩在「美中貿易戰」的陰影下波動震盪不已。
川普為兌現競選承諾 對中國展開關稅調整
美國對於中國採取的貿易政策，無疑是川普總統為了兌現在競選期間對美國人民的承諾，讓美國再度強大的經濟政策手段。更重要的是，美國正在實行2017年12月所頒布的《國家安全策略》。在這一新版的《國家安全策略》中，美國政府強調「經濟安全就是國家安全」的主張，而「促進自由、公平與互惠的經濟關係」就是明確揭示美國對外貿易的基本原則。
同時，美國貿易代表署在2018年3月公布的《貿易政策綱領》，強調貿易政策的首要課題在於「支持美國國家安全」。由這兩項文件就不難看出美國政府在2018年所採行的一連串對外貿易作為，除了與中國進行關稅調整與貿易談判外，美國與加拿大、墨西哥達成修正NAFTA協議，建構新的美、加、墨貿易協定（USMCA）；與韓國達成修正自由貿易協定；與歐盟、日本展開汽車進口談判，這些行動都是架構在國家安全策略下的對外貿易作為。
美國聯準會3次升息 國際原油價格大幅下滑
2018年對國際經濟景氣與國際金融市場造成波動的另外重大事件，為美國聯準會在10月前已經3次的升息，基準利率已經達到2.00至2.25%的區間。儘管川普總統表示對於聯準會主席鮑爾（Powell）的升息舉動感到不滿，但是美國聯準會在貨幣政策上原就具有其獨立性，聯準會本其專業，判斷未來幾年的經濟情況來採行最適的貨幣政策，包括：利率與貨幣供給的調整，此種政策措施在法律規範與授權下，原本就不受行政部門或立法部門所影響。
美國聯準會的升息行動由2015年12月開啟，至今已經升息了8次，但是在2017年與2018年間的升息行動相對積極，已經分別升息3次。早在美國聯準會開啟升息循環之前，金融界就開始評估其升息趨勢，德意志銀行就曾依鷹派作為、歷史經驗、遠期交易列出達到基準利率4%的可能期間，繪出分別約略為2年、3年、5年的軌跡。由過去3年美國聯準會的升息頻率與幅度來看，顯然是傾向最穩健保守的方式，也就是聯準會所認定的達成中性狀態（neutral stance）下的當前最適利率水準。
由於，中性字眼在經濟學術上並不是一個明確而且是帶有藝術（art）而非科學（science）的說詞。美國聯準會達拉斯主席卡普蘭（Kaplan）在10月特別發表文章，討論以中性利率（neutral rate of interest）作為規劃貨幣政策的幾項重要課題，在該篇文中首先說明中性的意義既非具有調節（accommodate）也不具有限制（restrictive）。強調中性利率不是靜態，短期影響因素主要是財政政策，長期影響因素除了勞動力成長與勞動生產力的提升外，還受到全球的安全性與流動性金融資產的供需所影響。
2018年影響國際經濟的另一項因素為原油價格在10月過後大幅下滑，結束了自2017年7月以來的上升趨勢。布蘭特原油價格在2017年7月初，每桶報價約為50美元，西德州原油約為45美元，之後一路上揚，2018年10月中的油價高點，布蘭特原油達到每桶80美元，西德州原油約為75美元，但之後就明顯下滑，在12月中，布蘭特原油回至60美元，西德州原油約為52美元的水準，在短短的兩個月期間，跌幅達30%。
美中貿易暫歇息 監控商業機密遭竊問題
上述的3個面向將持續影響或說明2019年的經濟景氣，首先，美中貿易戰雖然在川普與習近平於2018年12月初的G20會議後談判出現3個月暫時休兵的協議，並且持續進行後續協商。然而，基於美國提出的要求諸如：保護智慧財產權、禁止強迫性技術移轉與改變國有企業補貼，都將影響目前中國所採行的非市場經濟體制做法，短期間要達成協議可能性不高，除非這種協議是有所虛偽不實。
另一方面，中國對於美國長期進行的商業機密竊取行為，不但已經成為美國國家安全問題，而且也是司法單位積極處理的對象。美國聯邦調查局局長2018年9月份在美國全國性電視網公開指控中國利用學者、學生與分公司人員在美國從事間諜行動，可見一斑。過去半年間，美國執行多件涉及商業間諜案件或違反美國國內法律的司法調查行動，這樣的氛圍，短期間將不容易改變，特別是對中國經貿應採取強硬政策，受到共和黨與民主黨兩黨議員的高度支持。
2019年國際經濟成長將趨緩
美國聯準會的升息行動在2019年或有減緩現象，誠如前面所言，其判斷標準包括財政政策、就業成長與生產力變動。由於美國透過減稅政策來刺激經濟景氣的效果在2019年中期後將逐漸喪失，因而，短期中性利率政策可望達成。而就業成長部份，目前失業率已經降至4%以下，長期就業成長將趨緩，長期中性利率目標也將達成，然而，短期公債利率與長期公債利率比，則反映出對長期經濟景氣成長悲觀的預測。至於油價部份，一般說來，原油價格波動反映三種因素，其一為地緣政治影響，其次為原油庫存，再者為探勘與生產技術產生的供給面變動與反映經濟活動的需求面變化。最近油價的大幅下跌，反映出國際上對於石油需求的減少，這包括對於中國經濟成長普遍抱持悲觀的態度，而新興國家經濟成長亦將趨緩，導致原油需求減少與供需失衡。
國際貨幣基金（IMF）在2018年10月出版的《國際經濟展望》中指出，2018至2019年的國際經濟成長約為3.7%，雖然較原來4月的估算值低約0.2%，但仍然是高於2012至2016年間的平均成長水準。2019年的國際經濟成長往下調整的主要因素，來自於已開發國家的經濟成長將較過去幾年趨緩，2018年預估整體經濟成長率為2.4%，但2019年預估則降至2.1%，其中，以美國的經濟成長率由2018年的年成長率2.9%降至2019年的2.5%，降幅最大。新興市場與開發中國家的經濟成長率，預估2018年為4.7%，2019年則預估維持不變，仍然為4.7%，但是中國的經濟成長率將由2017年的6.9%，下滑至2018年的6.6%，再進一步萎縮至2019年的6.2%。
儘管2019年國際經濟成長將較過去幾年趨緩，IMF仍然樂觀看待在2020至2023年間國際經濟成長將與2019年約略相當，整體經濟成長率將高於2012至2016年的水準。
2018年是2008年國際金融風暴與經濟大衰退之後的第10年，過去10年間的經濟景氣變動與調整，相較於2000至2007年間的整體經濟成長來得低，特別是在2010 至2015年間的復甦期間不如預期，這樣的現象曾被哈佛大學教授Summers稱之為「現世停滯」（secular stagnation）。美國加州大學Eichengreen教授指出，這種現象發生的因素包括：新興市場的超額儲蓄、欠缺投資機會、投資財的價格相對下跌、人口成長率下滑，這些因素已經成為結構性問題，短期內均不容易改變。2019年只能企求全球經濟能夠維持穩健成長，然而，全球經濟成長率要大幅提升的光景，將難以再現。
